去年11月，雷克雅未克领导力指数公布的新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对女性领导者的信任度显著下降。这份年度调查比较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是否适合担任权力职位的看法。自2018年凯度公共调查公司开始收集数据以来，这是对女性领导者信任度的首次下滑。在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G7)中，只有不到一半（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本国大公司由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感到“非常满意”，而前一年的满意度为54%。有10%的受访者表示，在与女性首席执行官一同工作时，他们感到明显不自在。对女性担任首脑的满意度也下降，仅有4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而在2021年这一比例为52%。女性领导者的信任度下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近期的政治局势和疫情是否加剧了对女性领导者的厌恶情绪？尽管对于女性首席执行官信任度下降的解释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专家认为，近期的政治形势和疫情加剧了制度上的厌女情结和性别偏见。美国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学院的组织行为学教授丹娜·格林伯格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女性离开了带薪劳动力市场，承担了大部分育儿任务和其他家务，导致人们对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角色的传统看法变得僵化。她认为，这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社会更容易接受对女性的偏见。格林伯格还强调，人类更倾向于熟悉的事物，而心理学中的“单纯暴露效应”或“熟悉原则”在危机或不稳定时期尤为明显。她解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经济衰退时期，即一种危机时期。恐惧会让我们朝着传统观念中的安全方向前进。不幸的是，在传统观念中，男性仍占领导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根据凯度公共调查公司与雷克雅未克全球论坛年会以及女性政治领袖网络合作研究的全球数据显示，人们对女性领导人的信任水平与过去几年全球主要股市指数的走势大致一致。随着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富时100指数的大幅下跌，人们对女性领导人的信任也大幅下降。一些专家认为，在某些国家，对女性领导人的态度发生变化可能还有政治原因。凯度公共调查公司的全球首席执行官米歇尔·哈里森表示：“如果女性是否应该被允许掌控自己的生育这个问题都能展开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那你还能指望什么？”她指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在2022年6月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决定。换句话说，如果像女性生育权这样私密的事情都会被公开质疑，那就意味着，女性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的自主权都可能会被公开讨论。格林伯格认为，如果一个有权势的领导人以某种方式行事，人们会认为这是他对某种行为的含蓄认可。例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内对女性的评论和行为，很可能使性别歧视变得正常化。研究显示，在过去五年中，网络上出现的厌女行为数量激增。

互联网事件是否培养了歧视文化？英国作家劳拉·贝茨指出，歧视女性或鼓励对女性实施暴力的网络内容泛滥，直接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文化，从而对女性产生了现实的影响。在2021年的一篇关于美国军方的论文中，学者凯琳·亨特和艾玛·朱恩尼发现，社交媒体传播了关于女性是否能达到战斗部队标准以及女性对这些部队工作效率是否产生负面影响的错误信息。2020年，英国慈善机构Hope Not Hate的研究也表明，互联网事件和现实中人们的态度之间存在联系。该研究显示，尽管年轻一代的观点更加进步，

但半数受访的年轻男性表示，他们觉得女权主义“有点过头了”。今年的雷克雅未克领导力指数显示，在包括日本和德国在内的某些国家中，年轻人的观念实际上不如老一辈人进步，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太会信任女性领导者。

女性进入权力岗位是否导致了负面态度的加剧？有一种理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权力岗位，打破了传统现状，人们对女性领导人的负面态度也加剧了。Catalyst是一家全球非营利机构，其执行董事艾莉森·齐默尔曼表示：“从传统上看，职场和是由男性主导的，这意味着人们可能无法信任任何例外情况。”皮尤研究中心在2020年的研究显示，约三分之一的美国男性认为，让社会变得更加性别平等是以牺牲男性为代价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塞西莉亚·贤贞·莫的研究也呼应了这一观点。她表示：“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处于顶端的位置，这是你所熟知的社交方式，而且如果你开始认为其他群体正在超越你，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感到不满。”

朱莉·卡斯特罗·艾布拉姆斯是“女性如何领导”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兼主席，她认为，社会对女性领导者的反应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喜欢丑化女性，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当更多女性进入领导层时，这种行为就会开始凸显出来，因为女性担任领导颠覆了我们一直以来所接受的内容。人们喜欢看到女性失败，因为女性的成功不符合我们一直被灌输的观念。”

失败风险增大时，女性更容易被选为领导者吗？研究显示，在公司陷入混乱或面临失败风险时，即出现“玻璃悬崖”现象，女性在此时更有可能被选中担任高层职位。去年10月，Bed Bath & Beyond在股价暴跌之际任命了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凯伦·巴斯最近成为了洛杉矶市长，该市正在努力应对流浪汉危机和腐败问题。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也是在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动荡中被短暂任命的，然后她在全球舞台上跌落了玻璃悬崖。每一次失败都可能进一步削弱人们对女性领导人的信任。

在许多文化环境和工作场所，性别偏见都根深蒂固，消除它的快速方案并不存在。由于公司高层女性比例在缓慢却稳步上升，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对女性领导人的信任将可靠地反映出性别偏见的变化趋势。哈里森表示，由于最新的数据令人沮丧，“我真的很难找到保持乐观的理由。”她认为，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与某一特定性别的个体角色无关。她说：“这不是为了帮助女性，也不是为了帮助男性，而是为了改变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

尽管当前女性领导者面临信任危机，但我们不妨深入思考这一现象的多面性。对于女性在领导层的观感，不仅仅是对她们个体的负面看法，更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深层次问题。

在这种信任下降的背后，政治局势和疫情的影响被认为是关键因素。我们也不能忽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于塑造公众观点的重要作用。劳拉·贝茨所提到的网络内容泛滥问题，直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导致性别歧视文化的蔓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对女性领导者的信任度下降得更为显著。

对女性领导者持负面态度的现象，可能与权力分配的不均有关。Catalyst的艾莉森·齐默尔曼指出，传统上，职场和由男性主导，这使得人们对任何例外情况产生难以信任的情感。这种观点在美国男性中尤为突出，约三分之一认为追求性别平等可能以牺牲男性权益为代价。塞西莉亚·贤贞·莫的研究也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社会顶端地位的人而言，其他群体的崛起可能引发不满情绪。

社会对女性领导者反应的负面性，更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朱莉·卡斯特罗·艾布拉姆斯所言，我们文化中喜欢丑化女性，而女性在领导层的崛起引发了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这种文化现象使得人们更容易看到女性的失败，因为她们的成功挑战了长期以来被灌输的观念。

有趣的是，研究显示当公司面临混乱和失败风险时，女性更容易被选为领导者。这种“玻璃悬崖”现象或许反映了一种在危机时刻对女性领导者的相对认可。例如，Bed Bath & Beyond在股价暴跌之际选择了一位女性首席执行官。这可能为女性在危机时刻展现领导才能提供了机会，但与此每一次失败也进一步挑战了人们对女性领导者的信任。

尽管当前形势看起来令人沮丧，但或许这也是一个反思和改变的契机。对于性别偏见和女性领导者的信任问题，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来促成变革。改变深根文化观念，提倡平等和多元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女性领导者的信任度，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社会。